说起来，我这个人啊，年纪怕是比在座的都要大些。光绪年间出生的，到如今一百多岁啦。别看我现在老态龙钟的，当年可是上海滩上顶顶体面的人家。我住在法租界边上，青砖黛瓦，门楣上雕着花，门口两道石条门槛，那叫一个气派。来来往往的都是些穿长衫、拄文明棍的先生，和穿旗袍、撑洋伞的太太。

他们见了我，总要夸一句：“这房子，真气派。”

气派有什么用呢？这些年，住在我身体里的人，一茬一茬地换，我却是动弹不得，只能站着看。看得多了，也就看出了些味道。

最热闹的要数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阵子。那年月，有个嘉兴来的小孩子，每年暑假都要来我这儿住。他的大外婆住在我身体里，一大家子十几口人，挤得满满当当的。我那时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“人味儿”。

我的底楼是一个客厅，说是客厅，实在是抬举我了。巴掌大的地方，摆了电视机和沙发，再放张桌子，转身都难。大舅舅的新房就在旁边，几平米的地方，一张床就把位置占完了。可我听见他们说说笑笑的，倒也不觉得委屈。那小孩子写了一篇文章，说我那个时候“温馨又时髦”——温馨是真的，时髦倒未必。我这把老骨头，哪里时髦得起来呢？

他们管我身后那条窄巷子叫“里弄”。清晨的时候，女人们蹲在我后门口的水龙头旁洗衣淘米，叽叽喳喳地说着闲话。哪个阿姨家的儿子谈了对象，哪个舅妈家的女儿考了大学，都在那哗哗的水声里流传着。有时候一个消息从弄堂口传到弄堂尾，不过一顿饭的工夫，倒比现在的手机还快些。那小孩子说，这情景像《繁花》里的玲子——我没看过《繁花》，但我想，大约就是那个意思罢。

我的身体里住着各种层次的阁楼。二层阁矮得很，人要弯着腰才能进去，未出嫁的小阿姨就住在那里。三层阁高些，架着两架高低铺，小舅舅和那两个孩子挤在一处。夏天的夜晚，他们把天窗推开，说是能看见星星月亮。我倒是没注意过星星月亮，只觉得凉风灌进来，吹得我的老骨头咯吱咯吱响，倒也舒服。

那小孩子总说上海没有蚊子，是个未解之谜。我听了只是笑——哪里是没有蚊子呢？是那些年除四害，把我的犄角旮旯都翻了个遍，蚊子没了藏身的地方罢了。我们这些老房子啊，最怕的就是脏。干净了，住着才舒坦。

小孩子眼里的好东西，在我眼里不过是寻常。弄堂口的刨冰店，小阿姨带他们去吃，一大杯碎冰堆着红豆，他们便欢喜得什么似的。那小孩子后来吃过哈根达斯，还是说不如那杯刨冰好。我心想，哪里是刨冰好呢？是那份心思好。小阿姨发了工资，自己舍不得花，却带他们去解馋——这份情意，比什么冰激凌都甜。

还有弄堂口的早饭摊，油条、糍饭糕、油墩子，滋滋地在油锅里响着。那香气飘进我的窗户，连我都觉得饿了。不过寻常日子里，大家还是在家吃泡饭。一碗冷饭用开水泡泡，就着咸菜和荷包蛋——荷包蛋已经是顶好的了。我活了这一百多年，看着多少人家从吃泡饭到吃山珍海味，又看着多少人从山珍海味回到了吃泡饭。这泡饭啊，倒是从来没变过。

那小孩子还坐过渡轮呢，去浦东要买票，给一个小圆塑料牌，回来时扔进箱子。江风吹着，两岸的景致慢慢地退。他说那时候心里便生出一种感觉，觉得爱上了这城和人。我听了有些惭愧——我在这儿站了一百多年，倒没想过什么爱不爱的。只是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觉得他们都不容易，都在用力地活着。这份用力，大概就是爱罢。

如今呢？来看我的人都成了游客，举着手机拍照，叽叽喳喳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。我身体里住的人越来越少，原来的住户都搬走了，住进了高高的楼房。过江有隧道有大桥，那个小圆牌怕是再也见不着了。城隍庙变了样，卖的东西也花里胡哨的。

可我并不觉得难过。一百多年了，我看过太多变迁。有人住在我身体里的时候嫌我挤，搬走了又想我；有人说我老派，可老了有老了的味道；有人嫌我偏暗，可偏暗里有凉快。上海变来变去，总还有些东西没变——比如那黄浦江的风，比如那早晨泡饭的滋味，比如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、对这城和人的牵挂。

那小孩子如今怕是也五十多了罢。他写我，说我“以满心欢喜”收梢。我倒觉得，欢喜不欢喜的谈不上，只是站得久了，什么都看得淡了。淡了，反而觉得什么都好。

这便是做房子的命罢——你们来来去去，我却只能站着。站着看，看久了，也就看开了。（陶红卫）